过了几天，武帝闲着无事，问左右说：“钩弋夫人被杀，外面怎么议论？”有人答道：“人家说：‘将立其子为帝，那又为ฦ何要杀她？’”武帝ຓ说：“对啊，这不是你们下等人所能明白的。自古以来，国家乱的话，都是因为君主ว年少，其母却青春正盛。女主独居，骄横难制，难免淫乱ກ，做出乱ກ七八糟的事来，而没人能够制止她。你们难道没有听过吕后的事情吗？所以我不得不把她杀了。”
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比找到一个好的领导人物要重要10่倍，这几乎ๆ是当代人的政治共识。而传统中国的性质也被一般地判定为无法治、无制度等等。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难道中国古代的英才俊彦们都是那么愚笨和不开化，他们的政治智慧竟然全不如今日的一介之士？难道他们对自身的困境毫无觉察，而委屈求全地一次次承受循环的治乱，永无止境？
江充是邯郸人。他的妹妹为诸侯赵国的太子之妻，因此他得赵王刘彭祖的宠。后来赵太子疑ທ心江充在父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将江充的父、兄抓来杀掉了。江充潜逃入京，向武帝告发赵太子种种坏事。武帝大怒，废黜赵太子，赵王为ฦ之上书求情也无济于事。
怪的是东海郡ຉ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ฦ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ถ登。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和《史记》竟然是那样地难以替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两ä个文明即印度和古希腊文明一样发生了可称为“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á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เ，随之ใ而来的秦汉帝国则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ณ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แ存，但从另外一个ฐ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ร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แ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แ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ใ，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ใ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