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ฐ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ฦ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ณ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ຖ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ณ的中年男子侃侃而谈：‘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那时，她仍住在天津，由于与张学良分别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正为此隐隐有些着急呢，现在终于来信了。少帅对她仍是那么体贴入微，还约她去沈阳会面，她怎能ม不满心欢喜呢！想到他们多时不见，而从他目前的心情和处境来看，他是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张学良的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但一想到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议，她又犹豫起来。原来，她的父亲比较守旧，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国时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对他的这个四丫ฑ头与张学良交往却很不赞成。这倒还不是门第观念，张家虽非诗礼传家，却也名声不小。那末，是不是他对张氏家族怀有什么成见呢？好象也不是，原来张作霖住在天津时，他们还有一些交往呢。他之所以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因袭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ฦ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什么自由á恋爱，私订终身，乐与英雄结良缘，等等，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邪说，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儿女的婚事，应由他作主，选个在天津或北京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儿嫁出去，这既ຂ体面，又维护了家庭的尊严。很明显，女儿与少帅接近，他已颇为不悦，若说她还要千里迢迢去沈阳，那他是决不会允许的。如今要把去沈阳的事说出来，不仅沈阳去不成，还可能会惹出一场风波来。所以赵四小姐思量：若真是这样，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此离家出走，这样既可避免诸如说媒定亲之类的纠缠，也可尽早与张学良见面。至于学业，到เ了沈阳不是仍可继续求学深造吗？所以她决定立即去沈阳，而同父母亲也只好不辞而别ี了。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ณ，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短，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ว种高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á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ຖ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ฦ应该分别从，不应该滥杀。”2๐另方面，也要看到เ，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ຈ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า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3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ว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９２1้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ำ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ณ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๓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ç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然而，更为ฦ引人注目的是，县城以东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张作霖墓园。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韩淑秀傲慢地用眼睛横扫一下周围的大兵，然后，在刀光剑影中ณ引吭高歌起《国殇》来：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ç。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ฦ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๓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ຓ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ะ、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ม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แ。’甚至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ณ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ฦ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诗，题为《自我遗憾ย作》。五十多年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作出所谓“人格担保”和保证张学良安全的许诺之后，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却被扣留；杨虎城也被迫离开了西安。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แ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เ欣慰，另一方แ面又为自己的被囚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2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ณ的亲日派，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说，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也许会说，既ຂ然他不愿打内战，为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那ว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都要听从中央指挥；只能ม有一个中心领袖掌握中ณ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ณ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生了这么เ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é，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ฦ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๓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ฐ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3由此可知，张学良这时对共产党的看法已有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๐很正确，但敌对情绪已明显减弱；特别是，他到国外考察了一段时间，视野毕竟是更加开阔了。当然这时还不可能那么纯粹，在他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矛盾，也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如由于他曾访问过意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认为墨索里尼还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极权主义，一呼百诺，很有气魄。认为“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现，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④为了说明服从领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说明手的巨大功能ม，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其他指头都得听大拇指指挥，离开它的指挥，就大为减色，许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认为凡事得有人作主，从这种意义上说，讲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ณ国，有什么不对，所以对于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之ใ类的论调，他是欣赏的，甚至还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他这样做的目的，表示拥蒋固然是一个ฐ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不过，这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全国的政治、军事也生了新的变化，张学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军的内部整训上，准备抗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西入川、陕，根据地里留แ下的红军只有几千人，战事已趋缓和。他对剿共战事原本厌恶，现在无仗可打了，真是求之ใ不得，正想趁此机会训练部队，不料é让东北军西进的命令又下达了。原来，1９３４年1o月，中ณ央红军突围，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向西北进军。当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帮助，曾以重兵围堵，未能奏效。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东、程子华、刘ถ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决定把陕北作为ฦ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蒋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张学良组织“剿共”总部ຖ于西安，担负维持陕甘宁地区防务和“剿共”任务。
这副担子不轻松。如果说初开始对此他还感受不深，甚至有点麻痹轻敌之意，但经过几次战斗，他就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使他觉得有压力、并开始有些观望不前的，倒还不是集重任于一身，而在于这个没完没了的“剿共”。说实在的，让他抗日或维持治安，并担负一定的防务，他没说的，一定闻风而动。可定要打红军，他就有点犹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这一新的任命公布后，下面还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说，这次派东北军入陕进剿红军固然是一个ฐ目的，但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ຖ队，也是一个ฐ重要原因。这只要看一看蒋介石过去在排斥异己，如何将非嫡系的如孙连仲、公秉藩、张英、张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队，不声不响地一个个ฐ搞掉的情况，对此就不会有什么疑ທ问了。
但在那时，若认为ฦ有了这些想法，他就会公然抗命，拒绝入陕，那当然也是不现实的。对赴陕“剿共”他没有提出异议，还有另一种考虑，这就是他天真地认为，陕北红军人数少，武器装备差ๆ，打也不难；从另方面看，陕西离东北近，一个新的抗日基地，一个打回老家去的巩固后防，却可很快建立起来，这不也是一桩好事吗？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又过于乐观了。由于东北军长途跋涉แ，在陕西人地生疏，与群众关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却跑到陕西打红军，老百姓不喜欢，因而消息不灵，满眼漆黑，处处被动。而红军呢，人数虽少，却与群众关系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处处受到欢迎；他们消息灵通，如鱼得水，处处光明。以致尽管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备上都优于红军，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1９３５年９月，在陕北甘泉的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一o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1้o月，东北军一o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与红军交战，该师一个团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仗，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他那时是怀着不安和苦恼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临走前，他曾嘱咐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不能再前进。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ณ东北军一o九师又被全歼、并活捉师长牛元峰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ฦ震怒，也甚不安。那时，他和杨虎城都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杨虎城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出路总是会有的。张颇感动，他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不过，对于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牛元峰师的被歼，张学良仍然感到愤懑：“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忆录的作者，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ม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แ针，总部ຖ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ะ（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⑤
严厉地训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寻求对策也好，这在那ว时实际是不可能收到เ什么显著效果的。严å峻的现实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今后怎么办？东北军向何处去？
鉴于东北军的失败和极为不利ำ的处境，人们也许会说，东北军不是很有名气的军队吗？为什么เ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被红军消灭的刚好是原本就很差ๆ劲的军队吧，不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实际不然，这全是东北军中比较精锐的部队。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说起来左ุ一个ฐ“安内”，右一个“安内”，似乎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ฦ经受了这些严å重的挫折，才使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剿”下去，红军消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中央”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o师番号，减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抚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从另方面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红军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义务宣传者。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来的仇视和疑ທ惧心理逐渐消เ失，一种钦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的和平共处的景象。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า道路的心情，利用到เ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ຉ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南下到了上海，当了进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编。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的，后因该刊â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物被封，人也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竟被判了刑é呢？原来，在他编的刊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况。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侮辱天皇”，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个ฐ月的徒刑。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狱服刑é。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แ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1o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
张学良与杜重远是老相识，早在杜重远在沈阳开设新式肇新窑业公司时，他们就认识了。张学良对他一向敬重，引为知己。相见之后，二人就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战经验的部ຖ队，士气也高，应在抗日战场上挥作用；日寇虽猖狂，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ç失气节；只有万众一心，坚决抗击日寇的侵略๓，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ใ，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兄弟只知阋墙而不知外御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险的，不仅谈不上什么光明的前途，还有灭亡的可能，这是毁灭之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แ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ณ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1９6o年在台湾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年1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