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也多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陈寅恪的政治态度一直是个ฐ谜。他好像谁都看不惯。袁世凯当大总统，他讥为吧黎选美：“花王哪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张群组阁，他讥为妓女作秀：“催妆青女羞还却，隔雨红楼冷不禁”；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他也幸灾乐祸ຖ：“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因为ฦ向往新中ณ国，或是怀念旧王朝，恐怕就错了。他在回忆洪宪称帝ຓ一事时说，当时不少文人都对袁某人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让他深为道德的沦丧而痛心。“至如国体之ใ为君主抑或民主ว，则尚为其次者”君主还是民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至关重要必须力争的，而陈寅恪以为其次。那么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陈寅恪如果有意义，那意义一定是超学科甚至超学术的。上海ร学者夏中ณ义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เ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เ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ณ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เ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九谒先哲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学统”才总算没有断ษ了香火。
但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关心的。
顾准的家庭悲剧ຕ，无疑是当时千万个ฐ家庭悲剧ຕ之一例；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ศ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ถ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自己一些亲属、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没有。就算声明“划ฐ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ษ，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ศ，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ທ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ฐ，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ฐ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其次是“守不住”怎么เ个ฐ守不住呢？因为ฦ要“学以致用”中ณ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的。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แ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ใ所以要读书，是为ฦ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แ、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ຓ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ใ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
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比如冯友兰就是。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议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ฦ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ๆ已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ฐ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ฦ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ฦ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ๆ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
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就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我在《你好，伟哥》一书中说过：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ว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ม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
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á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