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禹的情感有些复杂。一方面，孔子对禹勤俭节约、克己奉公、救民于水火的义举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儒家最为欣赏的政治权力传承方式——禅让制ๆ，却又是终结在禹的手里。当然有人会说了，禹也指定了继承人，并没有说要把领ๆ袖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依照儒家的理解，“禅让”不仅仅表现为选定一个贤才做继承人，更重要地体现在为继承人提供足够的锻炼能力和提升名望的机会，同时，还要对原领袖自己的儿子进行适当的压制。总之ใ，由于诸多原因，禹在三圣中的地位是最低的。反倒是形成稍晚于儒家的墨家，对大禹推崇备至，尊其为清苦自守、无私奉献的道德典范。
尧，又称唐尧，相传为中ณ国原始社ุ会后期部ຖ落联盟的领袖。他在任期间，广纳贤才，教化百姓，协和万邦，整个ฐ社会井然有序、安定祥和。他制ๆ定了中国最早的历法，即观察归纳春夏秋冬四季寒暑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人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时节安排。有了历法，就可以做到“敬授民时”，指导老百姓按照时令从事生产活动，不致耽误农时。历法的颁布，大大地推动了中ณ国农业社ุ会的进步。传说中尧最为孔子所称道的事迹，是他晚年将领袖的位置禅让给了舜。尧活了118๖岁或许当时的“岁”与后世不同，他从20岁开始当领袖，8๖7岁的时候，他感到精神不济，需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尧的儿子丹朱性格顽劣，不是合格的人选。而且，尧也不希望把领袖的位置变成自家的私有财产，所以，他请众人推荐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以孝行著称的舜。为了慎重起见，尧先后通过婚姻ี、礼仪和政治实践等方แ式考察舜。经过三年的观察，尧现舜果然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贤才，便于9๗0岁那年在太庙里举行禅位典礼，正式将领袖之位禅让给舜。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儒家”又被称为“儒学”、“儒教”，三者其实是一回事：从学派、团体的角度，可称之ใ为“儒家”；从学问、学术的角度，可称之为“儒学”；从信念、信仰的角度，可称之ใ为“儒教”。当然，这些称呼上的细微差别又传递了一个信息：在中ณ国文化史上，“儒”既ຂ是一个有共同宗旨的思想团体、学派，又是一种体系化的学问，同时还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有着越性的诉求。
中国的汉字讲究“形”“声”“意”的结合，许多文字的字形与字音都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原始的信息。于是，有些学者主张从字源学出来理解“儒”。在已经出土整理的商代甲骨文中，并没有“儒”字。在稍后的西周时期铭刻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中，也没有现“儒”字。但金文中ณ有“需”字，为ฦ会意字，上部为“雨”，下部为“天”。金文中“天”同“人”，所以，“需”象征人在雨下，意思为求雨之ใ师，也就是负责向上天祈祷ຕ求雨的神职人员。由此，“儒”蕴含了“需求”和“祈祷祭祀”两方面的意思。
再举一个荒唐的例子吧：
一些人对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薄杀”的态度，这里的“薄”是妄自菲薄的意思。持这种态度的人特别在意传统资源中落后、愚昧的一面。他们眼中的儒家，成了人血馒头与贞洁牌坊的代名词，所以，这些人的观点中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传统虚无主ว义。我们可以通过几个ฐ例子来扫描这种态度：
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经受起诡谲变幻的历史时空的考验，至今依旧卓然挺立？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惊奇地现几乎在中华文明演进的每一关键时刻、每一重要阶段，都会闪现儒家文化的身影！
其次，与夏、商文化相比，周文化更适合作为思想源头。由于时间久远，夏、商文化的很多具体规定已๐经无法清晰再现了。尽管周代在建国之初ม，建立了保存夏文化的杞国和保存商文化的宋国，但杞、宋两国在很多方แ面已经被周文化所同化，并不能反映夏、商文化的全貌。与此相反，周文化在建立之ใ初，便有意识地考察、借鉴了夏、商文化的得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
最后，是孔子对周初的文王、周公等圣人怀有亲切的情感。在《论语·泰伯》篇中ณ，孔子对周文王称赞不已，说：尽管文王已凭借德行和能力获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ใ二力量的支持，但他仍然服从殷商的统治，没有起来造反。孔子将文王所拥有的品德称为“至德”。与孟子不同，孔子虽然也谴责桀、纣等君王的残暴行径，但是却不主张采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们。这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孔子更欣赏禅让制度，希望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对于原有制度和信仰的神圣性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是孔子最为担心的。他借评价《大武》之乐，委婉地对周武王提出了批评：“尽美”但未能“尽善”，原因就在于武王最终走上了暴力推翻商纣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