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下午，17๕楼突然出现了几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在周自恒的带领下巡视了记者办公区，后来又来到了新า闻热线值班室。其中有两个人还向我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每天大概ฐ有多少读者打来电话，电话里的内容大概ฐ都是些什么……我一一照实回答，直到现周自恒站在他们身后对我挤了挤眼睛之后，我才遏制住了进一步详细介绍的欲望。
我听说，在《北方时报》当年的一系列“攻势”之ใ后，《都市早报》一蹶不振。当时，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中，它每天的行量已๐经锐减到了4万份左右，已๐经至少有3个ฐ月没有领到工资的编辑记者们正在考虑是否要起诉自己的报社。我还听说，有一段时间，一个印刷厂几乎每天都要派人去《都市早报》讨要被拖欠的近百万元印刷费用。
为了配合这个新设立的“领导岗位”，一个小组应运而生，它叫“群工组”（意思是为群众工作的小组）。在崔哲的安排下，萧原有了三个下属——韩振东、李宏奎和刘ถ志。你知道，他们都是被崔哲视为“兄弟”的记者。
与“群工组”的工作相对应，一个新的版面又出现了，它的名字叫“服务台”，每周出版一期。“服务台”这个名字是崔哲想出来的。他说，顾ุ名思义，这是一个ฐ“为人民服务”的版面。
这个ฐ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女孩，母亲早逝，她在当工人的父亲独力抚养下长大成人。她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希望自己当上医生之后，能够帮助父亲解除折磨他多年的病痛——在她初中ณ毕业那年，父亲被查出患有胃病，但为了攒钱供她上大学，他一直拒绝治疗，以至于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来，她如愿考上了医学院，她努力学习，希望早日实现自己้曾经对父亲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她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的父亲突然失踪了。
电话是那个ฐ医学院女生打来的。她叫于薇。她打来电å话的目的是希望报社能够帮助她找回失踪的父亲。
好了，我并不想回忆。但是，萧原经历的那场“交通事故”又一次让我回忆起了那ว种惊悚的感觉。事实上，那是一桩故意伤害案。但是，在某种力量的支配下，它变成了一场“交通事故”。萧原纵有掰腕子的冲动，却也敌不过那种力量。
一个ฐ出租车司机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被堵在郊区的一条公路上，而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一辆卡车轧到了一个村民，众多村民拦截了它。
“你也认为他不值得关心吗？”萧原反问道。我现他的眼神里似乎ๆ有些敌意。
“你已经尽力了。”
曾经有两个记者在报社走廊里吸烟的时候谈起了接线员，其中一个说：
我凑巧听到เ了这段对话，我得承认我心里很不爽。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杜晓东在离开报社ุ前，对他的数码相机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他把此前拍摄的一些图片从相机的存储卡里转存到เ了办公桌上的电脑里，然后就把相机的存储卡清空了。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相机的存储卡里有足够的空间，以便拍摄新า的图片，他们一直是这样干的。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楚的话，我想打个比方แ：一个人觉得他的小屋子里东西太多了，就把那些东西都搬到了一间大屋子里，这样做是为ฦ了把那间小屋子腾出来，以便放置新的东西。
问题是：杜晓东事先并没有料到那间大屋子里有贼。
第二天，杜晓东一早ຉ就来到了报社。当他打开电脑แ后突然大声叫嚷起来——那些原本存在电脑里的图片不见了。
17楼的保安后来证实，杜晓东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17๕楼的人，第二天他又最早来到了这里。
保安还说，那天晚上，杜晓东离开之后他就下班回家睡觉了，所以他不知道后来有谁曾经来过。
如果不是有鬼光临的话，那就只剩ທ下一种可能：有贼。
我之所以说是“内奸”，是因为事后证实，除了杜晓东电å脑里的那些图片之外，17๕楼并没有现其他任何损失。那个贼甚至对杜晓东遗忘在那张办公桌上的一块手表视而不见——这可不像是外来的贼干的事情。
那ว天中ณ午，我在走廊里旁้听了杜晓东跟几个同事讲述那些图片的重要性。我相信这一天他没干别的，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讲述这件事情上，跟这个人讲完了又跟那个人讲，跟那个人讲完了还有下一个……总之，杜晓东很懊恼。他一直在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办公室里还有贼呢？”
顺便说一下，杜晓东后来在报社里有个外号，叫“祥林哥”（这个ฐ外号来自于鲁迅先生讲的那个故事）。
杜晓东当时正在调查本市一家知名食品加工企业的内幕，由那个企业加工的产品畅ม销于各个市和食品店。
在一个ฐ“内线”（那ว是一个对自己的老板有某种意见的工人）的帮助下，杜晓东通过应聘混进了那个企业，当上了一名“工人”。他在那个ฐ企业里呆了三天两ä夜，并且在“工作”之余偷拍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情况——那些厂房的卫生情况极其糟糕。此外，在加工食品的过程中，那ว些工人们还使用了过期甚至变质的原料。
这就是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暗访”。这样的采访方式曾经在报社里引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这种手段并不正大光明，所以，它取得的证据效力值得怀疑。但也有人认为ฦ，媒体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借助这种手段才能为公众服务。
萧原进入了这场争论，他的看法是：“当某人或某机构对公众犯有过错并且极力掩盖时，如明知其他手段无法揭开真相，允许使用隐身采访或偷拍、暗录手段，而不必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这段话后来变成了一条内部规则，写入了《社会新闻部记者手册》中的“关于暗访”那一章里。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暗访”是一项危险的作业。他想要揭开的事情真相正是对方要极力掩盖的，所以，面对那些足够警惕的对手，他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就有可能随时被人现而前功尽弃，还可能因此遭受皮肉之苦。
这样的故事以前曾经生过：有一次，有个摄影记者潜入一家猪肉屠宰厂里，试图拍摄那些工ื人给生猪注水的过程时，一个不小心就被对方现了，他为此遭到เ一顿毒打。当那几个工人打累了之后，其中一个人还把他死死攥着的相机抢了过去，用力地砸向了他的脑袋。等到在厂房外接应他的两个报社同事现情势不对，冲进去亮明身份解救他的时候，他已๐经人事不省。那些工人后来对赶到的警察说，他们当时还以为自己抓到的是一个小偷。
在杜晓东对那家食品加工企业的暗访过程中，他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他把一台小型数码相机藏在裤兜里，一旦有机会就把它拿出来迅按下快门，然后再放回裤兜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企业里的“内线”一直在努力掩护杜晓东。但是，无论怎样小心，总是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幸好杜晓东是个足够机灵的家伙，否则他可能早已经皮开肉绽。
在杜晓东讲的故事中ณ还包括这样一段：在那次暗访中，有一次，当他现一个工ื人正在从厂房里那条肮脏的排水沟里舀水和面的时候，他趁四下没有别人，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了相机。当他按下快门的时候，始料未及的事情生了——由于厂房内光线太暗，闪光灯自动闪了一下。那个工ื人注意到了那道闪光，本能地向杜晓东看过来。
杜晓东说，他自己也被那道闪光吓了一跳，幸亏他下意识地把那台相机藏到เ了身后，并且立即找了个话题把那个工人的注意力引开，才没有被戳穿。但是，这样的意外足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高度紧张并且受到เ了惊吓刺激的情况下，杜晓东当天晚上在工人宿舍里睡觉时说了一段梦话，这又一次把他推入了几乎被戳穿的险境。
第二天起床后，有个工人在跟杜晓东一起上厕所的时候，悄悄地问他：“你是记者吗？”
杜晓东大惊之下，立即就尿不出来了：“不是。你看我像记者吗？”
“不像。”工人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但是你昨晚上说梦话了。”
“是吗？我说什么了？”杜晓东故做镇定。
“你叫了好几声萧什么，还说你受不了了，想回报社。”
那ว一刻，杜晓东几乎崩溃了，但他还是控制ๆ住了自己的情绪，尽可能冷静地对那ว个工人说：“你听错了吧？我从来不说梦话。”
从厕所出来之ใ后，杜晓东便借故离开厂房，回到เ了报社。他认为，到那个时候，他拍到的照片足够证明那个企业对公众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杜晓东回到报社之ใ后，曾经炫耀性地向周围的同事展示过他偷拍到的那ว些照片。看过那些照ั片的记者们都证实，如果把它们刊登在报纸上，足以使那个食品加工ื企业在未来的日子里承受各种巨大的压力，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唾弃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它的责难，它甚至可能被喝令关门停业。这原本是那个企业应该承受的，但是，结果它并没有承受。
在杜晓东搞到了那些证据之后，并没有保持足够的小心。他炫耀过后，就把它们从小屋子搬到了一间有贼的大屋子里。就在他准备把其中一些图片整理出来等待表时，突然现它们“失踪”了。这意味着他无法利用这些证据来揭露那个企业的黑幕。
如果杜晓东还想继续报道此事，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次装ณ扮成工人混进那个企业的厂房里。问题是，杜晓东不可能这样干了——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称呼他为“臭记者”，并且威แ胁他：“以后出门的时候小心点！”
杜晓东怀疑电话是那个企业的老板打来的。他说，他听到电å话里那个男人的声音时觉得很熟悉。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他的怀疑：那个“内线”当天下午也曾经打电话告诉杜晓东，他被几个工ื人殴打了一顿ู之后，又被老板开除了。
那个威胁电å话还证明了一件事：那个“内奸”不仅从杜晓东的电脑里删除了图片，还把这次“暗访”行动告诉了那个企业的老板，或许他在删除那些图片之前还把它们复制了一份并且交给了那个老板，否则对方不可能如此嚣张。
究竟谁是“内奸”？在杜晓东大声抱怨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编辑记者们都用怀疑ທ的目光审视了一圈周围的同事。
萧原曾经问我：“你怀疑谁？”
“你说呢？”我反问道。
萧原看着我，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了。
我想，我们应该花些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ฦ，报社ุ里的人们大致可以分为ฦ三种：
第一种人非常喜欢这个行业，在他们眼里，“新闻理想”是一种现实存在的事物。他们希望用努力工作来实现这种理想，同时获得社会的认同和个人的成就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努力，才使新闻传播成为一项公众尊重的事业。但是，在一些报社里，他们也可能ม是最孤独的那种人。
第二种人无所谓喜不喜欢这个行业，也无所谓“新闻理想”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他们来到เ报社ุ工作，是因为这是一份可以用劳动来换成工资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的工作动机谈不上崇高但也谈不上不崇高。这样的人在报社里人数众多，但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最习惯做的事情就是用沉默来保护自己。
第三种人也很喜欢这个行业，但他们并不相信“新า闻理想”的现实存在。他们来到报社工作，仅仅是因为ฦ他们看中了报社拥有的资源和新闻从业者手中握有的“软权力”。他们希望把这种资源和“软权力”兑换成现实的利ำ益。或者说，他们希望凭借这份工ื作完成他们致富的愿望。我相信，在多数报社里，都会有这种人的存在，或多或少。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掩饰内心的不安，他们可能会积极抢夺在报社里的“话语权”。